中國皇帝是一言九鼎的九五至尊，"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"是大一統王朝皇權的真實體現。

同為皇帝，羅馬皇帝與中國皇帝根本不是一個物種，可以說在所有方面都沒有可比性。只有拋棄掉對中國皇帝的固有認識，才能理解羅馬皇帝如何統治帝國。

羅馬皇帝有三項主要責任，第一保障帝國邊境安全、第二保障帝國糧食安全、第三保障帝國基礎設施安全，三項中有一項做不到，就有可能引來殺身之禍。

謀反在中國是誅九族的大罪，殺皇帝在羅馬則是平常事，在多個皇帝被殺的事件中，殺人者逍遙法外者占多數。

公元211年到284年的73年中，羅馬帝國更換了22位皇帝，其中自殺2人，戰死3人，被謀殺14人，1人在前線死於雷擊，1人75歲無奈登基操勞致死，只有1人善終。

最奇葩的是275年奧勒良皇帝被謀殺後，無人繼承皇位也無人爭奪皇位，帝國最高統治者空缺5個月之久。75歲的塔西佗顧全大局執掌皇位，8個月後病死於出征途中。

羅馬皇帝的拉丁文名稱是Imperator，直譯過來是"凱旋將軍"，其實這個名稱比"皇帝"要貼切得多，羅馬皇帝如果不能帶兵打勝仗，下場不是自殺就是他殺！
羅馬軍團
羅馬帝國的疆域由義大利本土和環地中海行省組成，義大利和行省的關係，類似於中央和地方的關係。帝國實行中央集權和地方自治相結合的治理方式，在軍事上是中央集權，在行政上是地方自治。

軍事的中央集權通過羅馬公民服兵役實現，即帝國正規軍僅從義大利半島的羅馬公民中徵召，行省人沒有成為羅馬正規軍的資格。

羅馬軍團正規軍16萬人，負責環地中海大帝國全境的安全，軍隊人數顯然不足，因此帝國規定行省人可以入伍成為輔助兵，與正規軍共同組成戰鬥集體。

帝國還規定，輔助兵服役期滿退伍之後，自動獲得世襲的羅馬公民權。正是這個原因使羅馬帝國越到後期，軍團中的義大利人越少，行省人越多。

中央負責行省的安全，行省向中央繳納百分之十的行省稅，行省還要服從帝國法律，除此之外行省的政務實行自治管理。

帝國北部邊界是萊茵河與多瑙河，東部邊界是幼發拉底河，南部邊界是撒哈拉沙漠，西部邊界是大西洋。帝國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北面和東面。

由羅馬公民組成的軍團，駐防在帝國的邊疆行省，一旦戰事爆發，作為軍團總指揮的羅馬皇帝，就要奔赴前線指揮作戰。這是帝國的傳統，即使文人皇帝也要承擔軍事的重任。

一生摯愛哲學、儒雅博學的文人皇帝馬可奧勒留，在成為皇帝之後，也要多次奔赴東方和北方前線，指揮羅馬軍團與帕提亞王國和日耳曼蠻族作戰。晚年病死在多瑙河前線。

帝國最危險的邊疆是多瑙河流域，羅馬軍團的駐防區位於現在歐洲的巴爾幹地區，巴爾幹也被稱為歐洲的火藥桶。

帝國次危險的邊疆是幼發拉底河地區，位於現在中東的土耳其東南、敘利亞和伊拉克北部，中東這一地區現在被稱為世界的火藥桶。

帝國西北的萊茵河防區也不太平，北方的日耳曼人是德國人的祖先，二十世紀的德國策動了兩次世界大戰。

帝國邊境的安全形勢十分嚴峻，帝國皇帝的責任十分重大。羅馬軍團相當於帝國中央軍，中央軍駐防邊疆的軍事策略，決定了作為中央軍總司令的皇帝要具備出色的軍事指揮能力。
皇位傳承
要保證每一位皇帝都具備出眾的軍事才能，帝國的皇位傳承製度就變得異常重要了。皇位傳承有兩種方式，第一種是皇帝指定繼承人，第二種是軍方擁立新皇帝。

正規的皇位傳承方式是第一種。羅馬實行一夫一妻制，皇帝也不例外，因此沒有子嗣的皇帝不在少數，只生女兒不生兒子的皇帝是最幸福的。

皇帝可以將女兒嫁給指定的繼承人，繼承人是挑選的而不是世襲的，也就決定了繼承人擁有深厚的軍方背景和出色的治軍能力，這種的傳承方式效果非常好。

皇帝有兒子反而是麻煩事，嫡子天生擁有繼承權，如果皇帝剝奪自己兒子的繼承權，將皇位傳給賢明之人，在老皇帝身後，就會出現兩派勢力分別支持皇帝的親生兒子和皇帝的指定繼承人。

出現這種情況帝國將會走向分裂和內戰。因此，有兒子的皇帝還是會將皇位傳承給血親，但是世襲的缺點就會被暴露無遺。通過世襲登上皇位之人，通常能力並不出眾，一旦無法勝任下場就是慘死。

哲學家皇帝馬可奧勒留的繼位者是親子康茂德，康茂德的能力不足以擔當皇帝的重任，結局是死於暗殺，羅馬帝國也因此陷入長達四年的內亂。

一旦皇帝的能力不足以壓制軍方，皇位傳承的第二種方式就會成為主流。軍方會挑選自己中意的人選擁立為皇帝。

擁立的方式是近衛軍殺掉皇帝擁立新君。近衛軍擁立的新君，萊茵河軍區或多瑙河軍區可能不服，不服的結果是各自擁立新君，然後通過內戰一決雌雄。

帝國爭奪皇位的內戰，與我們的想像又大不一樣。一部分內戰還沒開打就結束了，原因在於某一方認為自己擁立的皇帝表現不佳，就直接殺了然後全軍向對方皇帝效忠。

還有一部分內戰是快速分出勝負，交戰雙方沒有嚴重的軍力損耗，敗方的皇帝如果知趣就自殺，不知趣就被自己的部隊所殺。

另有極少一部分，內戰雙方戰鬥激烈，不死不休。結局是兩敗俱傷，嚴重損耗了帝國的軍力。

由此可見，在羅馬人的意識形態中，誰當皇帝一點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打勝仗者當皇帝。

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之下，帝國後期義大利本土出身的皇帝難覓蹤跡，行省、平民和蠻族出身的皇帝比比皆是，帝國最強的多瑙河軍團毫不意外的"出產"大量皇帝。
帝國行政
軍事重要，行政更重要，沒有行政軍人就沒有補給，帝國會瞬間崩潰。羅馬帝國有著一套高效的行政體系，可以保證皇帝專心於軍事。

帝國實行的是地方自治政策，中央政府負責地方的安全保障、社會秩序和帝國交通幹線的建設。地方負責繳納行省稅和本地區基礎設施建設。

行省是羅馬人通過戰爭併入帝國的領土，羅馬人對行省執行羅馬化的政策。羅馬化就是幫助行省大規模建設基礎設施。

基礎設施包括道路、橋樑、港口、上下水道、公共浴場、神廟、會堂、廣場、劇場、競技場等硬體，還包括安全、法律、醫療、教育、郵政等軟體。

行省人以百分之十的行省稅，換來了安全保障和羅馬化的基建，絕對是物超所值。因此，除了猶太人因為信仰的原因，多次在行省暴動之外，行省人很少反抗羅馬人。

關於羅馬帝國的基礎設施建設，可以參考""。

有了安全的大後方，羅馬皇帝就可以安心的待在前線了，隨著帝國進入中後期，皇帝在首都羅馬的滯留時間越來越少。

帝國有萊茵河、多瑙河、中東三大防區，如果同一時間有多個防區爆發戰爭，作為前線總指揮的皇帝就應付不過來了。

戴克里先皇帝史無前例的開創了四帝共治的格局，帝國領土一分為四，由四位皇帝分別駐守在防區前線，對抗北方的日耳曼蠻族和東方的波斯帝國。

戴克里先的政策初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多位皇帝之間不可避免的發生利益衝突，帝國內亂再次爆發，到了君士坦丁時代帝國再次變為一位皇帝統治。

無論皇帝指定、軍方擁立還是四帝共治，羅馬帝國始終無法解決的是最高統治者皇帝的穩定執政和穩定傳承。
君權神授
羅馬帝國的君權實際上掌握在軍方手中，而且軍方效忠的對象不是某一個人，而是Imperator – 凱旋將軍。

這就很麻煩了，誰能保證自己是常勝將軍，誰又能保證自己的兒子還是常勝將軍。因此擺脫被動局面就成為皇帝不得不考慮的頭等大事。

君權神授當然是最理想的，神的旨意沒有人可以違抗，皇帝的寶座就可以安坐。但是羅馬傳統的多神教並沒有授予君權的傳統，改變傳承千年的宗教傳統顯然不可行。

新興的基督教進入了君士坦丁大帝的視野，基督教奉上帝為唯一的真神，上帝授權君主管理人間事宜順理成章。

基督教徒當時只佔帝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五，急需來自官方的力量傳播福音，皇帝與基督教的合作是各取所需，簡直就是天作之合。

基督教在帝國境內迅速傳播，最終成為帝國的國教，帝國皇帝也受洗成為基督徒。皇帝本以為君權神授之後就可穩坐皇位，哪知道基督教顛覆了帝國的根基。

南征北戰建立起的帝國之所以有凝聚力，在於包容和多元是帝國的基本價值觀。帝國各個行省是多民族、多宗教、多文化的共同體，帝國尊重每一個小共同體的選擇。

基督教是一神教，一神教的特點是排外和一元。不信上帝就是異教徒，成為國教之後的基督教，強迫帝國境內的人民全部改信上帝。

希臘羅馬時期輝煌美麗的神廟，被改建為教堂。基督教反對偶像崇拜，美崙美奐的希臘羅馬諸神鵰塑被強制拆除損毀。

希臘羅馬的圖書館，被基督徒視為異端邪說，古代經典被付之一炬。羅馬帝國成為基督教世界之後，經歷了一場文化的浩劫。

將基督教定為國教的迪奧多西皇帝如願以償，成功的將皇位傳給18歲和10歲的兩個兒子，兄弟二人完全沒有統軍的能力，卻能穩坐皇位，基督教的君權神授功不可沒。

但是負面效果要遠大於正面因素，迪奧多西成為帝國最後一位戎馬一生的皇帝。迪奧多西死後15年，羅馬城被蠻族攻破，帝國榮耀一去不復返。
誰主沉浮
公元前二世紀，古希臘的輝煌已經成為了昨日黃花，地中海的世界盡歸古羅馬所有。希臘貴族波利比烏斯作為人質，在羅馬居住生活多年，寫作了不朽的政治學和歷史學著作。波利比烏斯認為羅馬的成功是因為有著最優秀的政治制度。

羅馬的政體是混合政體，是集君主制、貴族制和民主制的優點於一身的共和政體。波利比烏斯進一步認為，羅馬共和國已經達到了政治體制的理想狀態。不過波利比烏斯作為旁觀者還是沒有認識到羅馬精神的本質。

僅僅過了不到一個世紀，共和制就在羅馬走到了盡頭，主持政治體制改革的是兩位天才政治家凱撒和屋大維。羅馬共和國變身為羅馬帝國，羅馬也正式進入鼎盛期。

羅馬人其實並不堅持某一種的政治體制，羅馬人在意的是能夠充分發揮作用又符合實際情況的體制，因此羅馬人敢於自我革命，完成文明的鳳凰涅槃。

經過公元三世紀的大混亂時期，帝國其實底蘊尚在，帝國真正需要的是一次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，原有體制已經被證明不能適應帝國的穩定治理了。

可惜主持改革的是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，方向是君主專制，目的不是為了帝國的長治久安，而是為了皇位的穩定和傳承。

帝國因此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亡，民族大遷徙、軍隊蠻族化、基督教興起、普發公民權等等都是對帝國衰亡起到推波助瀾的因素，而不是決定性因素。

沒有人有能力對千瘡百孔的政治體制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革才是主因，羅馬人不會拒絕改革，可惜凱撒和屋大維的橫空出世只有一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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